“宫城”祭祀区出土的带盖塞陶瓶 作者供图
“宫城”区发掘现场 作者供图
“宫城”祭祀区出土的白陶带盖簋 作者供图
“宫城”祭祀区炭化水稻出土区域(局部) 作者供图
【考古中国】
我们常说中华文明五千年。什么是“文明”?现在一般所说的“文明”,多指对“Civilization”等西文词语的意译,可以理解为国家管理下物质、精神和制度创造的总和。“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国家固然不等同于“文明”,但要称得上“文明”,则必须进入国家阶段。恩格斯曾提出国家产生的两个标志,一是“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二是“公共权力的设立”。按地区划分国民指以地缘关系代替血缘关系,公共权力的集中体现则是“王权”。以此衡量,距今5100年左右的南佐都邑遗址,是黄土高原上最早出现国家社会的标志,为中华文明五千多年增添了又一实证。
甘肃庆阳西峰西郊的南佐遗址,坐落在黄土高原第一大塬——董志塬上,传说中这里是黄帝部族的重要活动地域,也是以农业著称的周人祖先不窋的老家。南佐遗址发现于1958年,1984—1986年和1994—1996年有过两个阶段的发掘,从2021年开始第三阶段的发掘和调查、勘探工作,基本确认这是一处以仰韶文化晚期大型聚落为主体的遗址,遗址面积在600万平方米以上,可能有外环壕。聚落中部是由9座方形夯土台及其环壕围成的面积约30万平方米的核心区,核心区中部偏北是数千平方米的由“护城河”和夯土宫墙围成的“宫城”。“宫城”中心为主殿,“九台”之外还有多处居住区、夯土台、沟渠水利设施等遗存,出土了大量白陶、黑陶等珍贵遗物和大量水稻,从多个方面显现出早期国家和文明社会的气象。
数千人数年建成的“国家级”工程
南佐聚落不仅整体规模巨大,而且宫殿、夯土台、壕沟水利设施等的建筑工程量也很惊人。以聚落中部的“九台”来说,每座夯土台约40米见方,现存还有5~7米高,复原起来就像九座小金字塔。每座台子外周有宽约20米、深约10米的方形内环壕,内环壕的侧壁及底部有2~4米厚的夯土护壁,以防流水对黄土沟壁的侵蚀。我们推测环壕不仅有礼仪象征和防御作用,而且是与其他沟壕池沼连通的、有实际用途的大型水利工程。内环壕外还有一周宽约20米的外环壕,内、外壕总长度估计在5千米以上。“九台”环壕工程总土方量当在75万立方米以上,以当时的条件,大概需要5000人工作1年时间才能完成。如果以壕沟中挖出来的土夯筑“九台”,所费工时应当不比挖筑壕沟少。
再看中央“宫城”区。有夯土围墙的长方形“宫城”东西宽约55米、南北长约67米,面积在3600平方米以上。“宫城”外有宽约15米、深10米多的“护城河”,它的两侧也有夯土护壁。加上“护城河”,整个“宫城”区占地面积就有8000多平方米。“宫城”中部偏北的主殿占地面积700多平方米,两个顶梁柱柱洞直径各约1.5米,中央火坛(火塘)直径3.2米——差不多是两个成年人的身长,规模之大前所未见。“宫城”东西两侧还各有一列侧室(侧殿)。所有这些宫墙、房墙都以版筑方法夯筑得十分坚实精整,窄处宽1~1.5米,最宽处可达5米,现存高度1.5~3.5米,是国内发现年代最早、规模最大、保存最好的夯土建筑遗存。
“宫城”区建筑材料还包括土坯和最早的红砖,各处地面、墙壁都以石灰多层涂抹,甚至宫墙也不例外,这也是国内最早大范围使用白灰面装饰建筑的实例。我们可以想见,五千年前的南佐“宫城”,到处都是那么洁白明亮,和大家熟悉的北京紫禁城的色彩大不相同。我们估计,“宫城”区的建筑工程量应该不会少于“九台”区。
经勘探和试掘,在“九台”外其他区域还发现有多处白灰面窑洞式房屋居住区、夯土台、壕渠水利工程等,加上可能存在的外环壕,整体建设工程量巨大。所有这些工程的主体部分理应是大体同时建造完成的,因此需要数千人劳作数年,这还不包括建筑工程的后勤保障在内。据此推测,南佐都邑人口或许有上万之众。也只有出现了强制性的区域“王权”,集合起国家力量,才有可能完成如此壮举。
南佐所在的董志塬上还有一些面积为数十万平方米的聚落,出土的精美白陶、黑陶说明这些聚落的级别较高,可能是从属于南佐的卫星聚落。陇东甚至整个黄土高原,分布着大量仰韶晚期聚落遗址,但还没有第二处能够和南佐的规模相当。即便是秦安大地湾聚落延续到这个时期,规模也是远次于南佐。南佐聚落如此大的体量,“九台”、壕沟和宫殿建造所需要的强大组织调动能力,当是区域公共权力或者区域王权出现的最有力证明。南佐都邑大概是从周围迁入很多人口,集中规划建设而成,这必然会造成一定程度的血缘社会重组,形成具有地缘关系的早期国家组织。由此推断,当时在黄土高原地区应当已经出现了一个以南佐为核心的“古国”。
中轴对称建筑格局的滥觞
南佐都邑及“宫城”具有清晰的中心对称、中轴对称格局。“九台”及核心区位于聚落中心,“宫城”位于“九台”中心,主殿位于“宫城”中心,大火坛位于主殿中心。主殿坐北朝南,从主殿大堂后部两个顶梁柱中间,向南到主殿中门(共有三门)、“宫城”南门,构成大致南北向的中轴线,东西两侧的侧室(侧殿)和壕沟对称分布。
再放大一些视野,“九台”中的北台就在这条中轴线的北端,东西两侧各有四台互相对称。“宫城”南墙外还有一道与其平行的外墙,类似后世的萧墙或影壁。外墙的门与“宫城”南门错开几米,两道墙之间的空间兼具瓮城功能,增强了“宫城”的封闭性和防御性。如此布局严整的多个圈层结构的南佐聚落,应是阶级秩序的礼制性体现,开后世古典建筑格局中轴对称的先河。
我们推测“九台”和主殿应当主要是祭祀礼仪场所,“宫城”区部分侧室(侧殿)有可能作为首领人物的居所。我们注意到由窑洞式建筑组成的普通居住区基本位于“九台”以外,推测“九台”所围绕的30万平方米的核心区,可能整体都属于与祭祀相关的“圣区”或者贵族居住区。这是一种将神权和区域王权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以王权为核心的建筑格局,凸显了王权至上,与西亚等地神庙和王宫分开且以神庙为核心的情况有显著区别。
礼制出现和阶级分化
南佐“宫城”区出土了白陶、黑陶、绿松石珠等贵重物品,成套的彩陶、朱砂陶、白衣陶、白泥堆纹陶,涂抹朱砂的石镞、骨镞,以及大量炭化水稻遗存,与普通居址区形成鲜明对照,显示当时不但有了较高水平的专业化分工,而且已出现礼制和阶级分化。
白陶、黑陶在黄土高原罕见,但在南佐“宫城”区却发现不少,精致者陶胎最薄处仅有一两毫米,表面光滑细腻,有釉质光泽。如此轻薄精美的陶器,理应用快轮拉坯的方法制作,但我们一直没有在陶器上发现快轮旋转痕迹,制作工艺还是个谜。制作彩陶是黄土高原的传统,南佐有些彩陶表面有釉质光泽,有些彩陶成套出土,具有礼器性质。比如在主殿以东祭祀区就集中出土9件小口平底的彩陶酒瓶,每件高度都在60厘米左右,还都配有特殊的盖塞——可既盖又塞,以防止酒精挥发。南佐的朱砂陶、白衣陶、白泥堆纹陶等也都是具有祭祀礼仪性质的特殊器物。朱砂常涂在一种带有圆饼装饰的鼓类器物上,器表内外涂白衣的做法则见于簋、双腹盆、钵、缸、罐、瓮等很多器物上。白泥堆纹陶罐在其他遗址很罕见,但在南佐仅“宫城”东部祭祀区就出土数百件,大小不一,可能是成套的祭祀礼器。经测定,南佐大部分陶器烧造温度在1000℃以上,最高达1116℃,而一般新石器时代陶器烧造温度在700~1000℃之间。令人惊讶的,还有“宫城”东部祭祀区数以百万粒计的炭化水稻的发现,粟、黍数量极少,反之在“宫城”其他区则绝大多数都是炭化粟、黍。黄土高原农业本来就以粟、黍为主而少见水稻,以珍贵的水稻献祭神祇祖先,也应当是礼制的反映。
南佐“宫城”区出土物还体现出与长江中游、黄河下游等地区的远距离联系。白陶、黑陶都最早出现于六七千年前的长江中游地区,南佐这两类陶器的出现有受到长江中游文化启示的可能性。尤其是南佐不少黑陶属于夹炭陶,这也是长江流域的古老传统。有意思的是,南佐有的黑陶仅覆盖陶器表面很薄一层,已能做到很好地控制渗碳层厚度,工艺技术和良渚文化最为接近,不排除与良渚文化有交流。据科技考古检测,南佐白陶所用原料为高岭土和瓷石,高岭土质量与后世制造白瓷的瓷土质量接近,瓷石原料可能产自南方,有些白陶上面的海洋结晶涂层原料可能来自海岱地区。黄土高原不产绿松石、朱砂,南佐的这两类原料有来自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可能性。大量水稻不排除当地种植的可能性,但也有可能是从长江中游等地远距离贸易获得。可见南佐“古国”应当存在对远距离贸易获取稀缺资源的控制,这也是国家社会的特征之一。
目前,南佐的考古工作才开了个头,很多谜团还有待后续解开。但据现有的发现就已经能够证明,中华文明和苏美尔文明、埃及文明一样,是诞生于五千年前的三大原生文明之一。
(作者:韩建业,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导,南佐遗址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
传承家风,做“散发光”的青春“引路人”!******
作者:长春中医药大学 齐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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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随光——收获光芒,感受温暖,获得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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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因为他对党忠诚、是有理想有抱负的蒙古族青年干部,被国家选派赴蒙古国支援社会主义建设。以党支部书记兼职翻译官的身份,带领来自北京、上海等成熟的建筑工人到蒙古国苏赫巴托尔省,克服思想、生活上种种困难,出色完成祖国交给的援建任务、受到了驻蒙古国大使馆和蒙古国的好评,并被蒙古国大使馆党委提名外援蒙古国政府国家先进工作者一次、蒙古国省级劳动模范四次。
时代各有不同,青春一脉相承。这个人就是我的外祖父,现在已经90余岁高龄,有着70多年党龄,他的这束光,不仅温暖着家中的每一个人,更照亮了我的人生,可以说我一直流淌着“红色血脉”,从小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熏陶。学党史、知党恩、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成为了“我的光”!
2021年寒假,返家与外祖父、外祖母欢度春节
成为光——不断成长,努力奋斗,传递温暖
2012年,学医5年、本科毕业,到底是攻读硕士毕业生后成为一名医生,还是更好地实现个人理想,仍是个未知数。恰逢第八期全国优秀青少年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育学习班开班,我有幸作为吉林省青年代表之一参加。培训班主要以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为主线,系统阐释了中国共产党带领广大人民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以及改革开放以来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并就社会关注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引导我们用多角度来观察问题,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思考问题。
2012年7月,作为第八期全国优秀青少年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育学习班学员,在中共中央党校“实事求是”石前合影留念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并深刻阐述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有志青年,仿佛触动了最敏感的“神经”,注入一支强心剂。源于本科期间辅导员老师的影响,我也想要成为青春引路人!于是在“实事求是”石前,同学们一起讨论、酝酿,后续还出版了一期《党“夏”青年》,记录我们的所思所学所感,见证在热血青春年代我们的铮铮誓言!
后来,我申请成为一名研究生辅导员,向身边的优秀辅导员老师、所带的学生不断学习着。2015年硕士研究生毕业后,面对已经考取的省级三甲中医院医疗岗的编制,我还是坚定选择当一名高校辅导员,我要成为更多青年学子的“光”,引领更多青年成为党和人民信赖的好医生。我也愈发认识到不能只成为学生的“知心朋友”,更要成为学生的“人生导师”;要给学生“一杯水”,自己要有“一桶水”的道理。更加明确教育的初衷是“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只有将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孕育好、培养好,才会有更好的明天。
2018年,在吉林省医药专业大学生就业洽谈会现场,对学生进行就业指导、就业单位推介
散发光——青春领路,砥砺前行,永远奋斗
讲好“大思政课”,发挥高校辅导员的作用,思想政治教育的春天一直都在。从一名“求道者”到“传道者”,我深深感觉到自己的差距,所以不断提升自己的思想理论水平与业务能力。学校组织的多项辅导员思想理论培训、沙龙、辅导员大赛,以及参加辅导员国内高校交流项目、赴上海中医药大学交流学习,都让我更加坚定自己选择的道路是伟大的!国家、教育部、教育厅、学校出台的各项政策,让我感受到属于高校辅导员最好的时代已经到来。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首先要“立己德、树己人”,更要形成团队,引领、带动、影响更多的青年学子与我一样,深刻感受到“党”的光辉与温暖。作为医学背景专业出身的我、所带的学生又都是中医药专业,就更需要在行动中显身手、在细微处见真情。
带领学生定期赴社区开展“三服务三提升”工程,发挥医学生专业特长,进行义诊、中医药文化科普、健康知识与疾病预防知识宣传、建立健康档案
只有走进大学生,才能做大先生。我一直认为辅导员是距离学生最近的群体,只有把握学生的成长规律,才能更好地教育学生、服务学生、帮助学生。与学生谈心谈话、了解学生背后的故事;带领学生一起到社区、到一线、到井冈山等红色革命教育基地,重走抗联路,重温过去战斗的岁月;与学生一起接受时代楷模的教育,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共同观看冬季奥运会、运动健儿的拼搏之姿,为冬奥会的召开书写赞歌、感受中国力量;带领同学们战斗在疫情防控第一线,发挥医学生的专业特长,我们在传承精华、守正创新的道路上愈加坚定……
见证一批批学生入学、拼搏、毕业,我也在一同成长。2021年在工作的第六年,我收获了“全国最美高校辅导员”的殊荣,获得了更多关注、同样也感受到自己肩负的沉甸甸的责任与使命,那就是更好地培养新时代的中国青年。2022年我以高校辅导员、党员代表身份,参加中国共产党吉林省第十二次代表大会,这既是信任、认可,更是责任、担当。只有让更多的青年学子了解、感受在党的领导下家乡的变化、发展成就,才能更好地投入到建设家乡、贡献家乡的行列中,为国家的发展贡献力量。
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点上,我们每一个人都站到了新的起跑线上!奋斗者,正青春!在青春的赛道上奋力奔跑,争取跑出当代青年的最好成绩,是我们对新时代的双向奔赴,也是对新时代的最好回答。
不忘来时路、走好脚下路、坚定未来路。当我们不再迷茫、不再彷徨,就会发现,“光”无处不在,每一个人都在追随光的过程中成为了光。照亮更多青年学子前行的路,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成为我的光,更是我要散发的光!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